金融改革与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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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和欧洲终于开始启动金融监管改革，此时距离雷曼兄弟倒闭已将近两年，距离由金融行业错误行为导致的全球衰退开始已经有三年多之久了。

　　也许我们应该为欧洲和美国取得的监管改革胜利庆祝一番。不管怎么说，关于世界今日乃至于未来数年面临的危机之根源，大家几乎已经达成普遍一致，那就是三十年前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代开始的一场过度放松监管运动的结果。获得解放的市场既没有变得有效也没有变得稳定。

+ ^4 r" w% g" w/ R　　但是这场战役乃至其胜利都留下了一丝苦涩。大部分应该为错误负责的人，不论是美联储、美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还是各大银行，都未能坦然承认自己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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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全球经济带来一场浩劫的各大银行一直在抗拒必须采取的行为。更糟糕的是，它们从联储那里获得了支持，而且联储的做法明显反映了本应受其监管的银行的利益。考虑到银行业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大家原本指望联储会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

　　不论从历史还是责任性来讲，下面这一点都很重要：我们过于依赖监管者了。这就留下了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能否信任他们？在我看来，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这也正是为何我们需要打造一个更加坚实的监管框架。过去惯常的做法是委派监管者来承担制定细则的责任，如今这种办法是不够的。

0 k, L, y7 b- T& u6 ~2 B　　于是产生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信任谁？对于复杂的经济问题，人们一直把信任给予银行家和监管者。对于前者，既然他们能够挣那么多钱，他们显然知道得不少！而后者往往、甚至多数情况下都是从市场中来的。然而最近几年的事件向我们表明，即便给经济造成破坏、给自己的公司带来巨额亏损，银行家也能够大发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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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K  i4 v3 C　　银行家们还让自己在道德上受到挑战。法庭将会裁决高盛与客户对赌的做法是否合法，但公众舆论的法庭已经在伦理道德层面给出了自己的裁决。高盛首席执行官认为自己做空自己创造的产品、散布关于一个自己作为其顾问的国家的卑鄙谣言是在做“上帝的工作”，这说明存在着一个在道德和价值上背道而驰的平行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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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B3 l5 P+ k( ~, r8 J- V　　俗话说，“魔鬼存在于细节当中”，金融业说客们不遗余力地想让新监管方案的细则能够符合其雇主的利益。因此，美国国会要成功制定任何法律，都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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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判断标准是明确的：新的法律必须遏制那些危害全球经济的做法，让金融系统重新发挥恰当的功能——管理风险、配置资本、提供信贷(尤其是向中小企业)，同时运作一个有效的支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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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庆祝可能的胜利：某种形式的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将得以建立、更多的衍生品交易将从黑暗的“定制”市场转向交易所和票据交换所、一些恶劣的抵押贷款实践将受到限制。

　　然而可能出现的失败同样值得关注：如今“大而不倒”银行的问题比危机之前更加严重了。强化决议机制可能有所帮助，但作用有限：在上一场危机中，美国政府故意“视而不见”，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而是不必要地救援了股东和债券持有人——唯一的理由是唯恐不这么做将导致经济瘫痪。只要大而不倒的银行依然存在，政府就还有可能再次“视而不见”。

　　毫不奇怪，大型银行成功阻止了一些重要变革。真正令人奇怪的是，美国参议院的法案中有一项条款，禁止政府担保的实体发行高风险衍生品。这种政府担保的证券发行扭曲了市场，给大型银行带来竞争优势，而这并不必然是因为它们效率更高，而是因为它们“大而不倒”。

　　联储对大型银行的袒护反映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挟持。监管立法并无意废除衍生品，而只是禁止明确的政府担保和纳税人补贴，因为这并不是借贷之自然或必然的副产品。

　　有多种办法来规范大型银行。所谓“沃尔克规则”的强硬版本(强迫政府担保的银行回归到借贷的核心使命上来)可能有用。但是美国政府可能会选择不作为。

7 w9 p& |: G, y+ d0 k　　参议院金融改革法案中关于衍生品的条款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奥巴马政府和联储显然站在大型银行一边，它们反对这些限制。如果在法案的最终版本中，有效限制受政府担保银行的衍生品业务的条款得以保存，那么整体利益才算真正战胜了特殊利益，民主才算战胜了游说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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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像大部分专家所预测的那样，这些限制被剔除了，那么将是民主政治的悲哀，以及重大金融改革前景的更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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